习指出：“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，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，发起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，鼓励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率先在我国期刊、平台上发表和开发利用。”这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。

  2019年中国科协、中宣部、教育部、科技部联合印发《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》，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，夯实进军世界科学技术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。为贯彻落实《意见》，中国科协等7部门联合组织实施“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”，推动科技期刊改革发展，努力探索中国科技期刊高水平发展之路。

  5年来，在“卓越计划”的支持下，我国高水平期刊数量持续增多，部分优秀期刊跻身世界一流阵营，学术水平与发文规模同步提升，国际学术影响力明显地增强，集群化办刊改革取得实效，期刊发展生态显著改善，中国科技期刊界的信心得到了空前提升。

  谈及中国的科学思想库，无论是研究其历史沿革及发展脉络，还是探讨学术质量、品牌建设、传播效能与影响力，都无法绕开《中国科学院院刊》（以下简称《院刊》）。它已成为中国战略决策领域的一面旗帜和高端科技智库媒体的“领跑者”。

  《院刊》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、主办的科技智库类中文期刊。在怎么样才能做好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上，《院刊》用近20年时间书写了一份答卷。

  20世纪80年代，关于建制化的科研机构怎么样发展这一问题，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声音。基于此，中国科学院于1986年创办了《院刊》。《院刊》定位于机关刊，主要刊登本院发布的相关报告文章。

  为中国科学院争生存、求发展成为那一时期《院刊》的基本功能，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不过，跟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条路走到了十字路口。

  2005年，中国科学院在知识创新工程第三期启动之际，提出了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战略目标。《院刊》抓住契机，经过大量调研，主动将《院刊》的发展嵌入时代需求，定位转变为“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”。

  “在这之前，我国还没有智库期刊，新定位对于《院刊》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”《院刊》执行主编杨柳春介绍。

  那时在国内，连“智库”都很少被提及，更别说“智库期刊”了。智库期刊的最大的作用是将战略科学家的研究、思考传播出去。杨柳春记得一位领导说过，对于战略而言，战略科学家就是“指兔子”的人，而我们这些实操的人就是“打兔子”的人。因此《院刊》一直围绕国家战略、中国科学院的战略部署，不断“找兔子”，持续改革，创新模式。

  转型初期，《院刊》遇到多重困难，既缺乏充足的稿源，也没明确的内容形式定位。后经不断探索与实践，最终定位于“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”上。《院刊》的成功转型得益于“全院办刊”的模式：中国科学院在编委会、办刊人员、办刊经费等方面为《院刊》提供支持，以全方面提升《院刊》的办刊能力。历任主编的切实贡献、编委的全力支持、团结向上的编辑团队都为《院刊》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  “此前，《院刊》主编通常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担任，从2017年2月第六届编委会成立开始，中国科学院院长、党组书记担任主编，足见对《院刊》的重视和支持。”杨柳春说。这些支持绝不是“蜻蜓点水”，而是切实为期刊发展作出贡献。

  例如，第六届编委会主编、中国科学院原院长院士为《院刊》撰写卷首语、序言、文章，参加相关活动；第七届编委会主编、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院士撰写了《积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骨干引领作用》《强基层党建 促科技扶贫》等文章。

  编委们是《院刊》的坚强后盾。有的编委尤为严格认真，高水准的审稿意见提升了文章的政策性与影响力；有的编委为《院刊》的媒体融合拓展出谋划策，使其快速建立了媒体传播矩阵；有的编委在帮助《院刊》策划、审稿的同时，还向编委会推荐高层次的编委……

  杨柳春表示，《院刊》编委整体层次高、覆盖面较广，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要求基本一致，在内容选题及办刊方向指导上极大加强了《院刊》的力量。“正是有了编委会强有力的支持，才形成了《院刊》发展的良好生态。”

  转型前的《院刊》在刊登系列文章时，常常会出现一篇文章在第一期发表、另外一篇或许在第六期发表的情况。文章发表间隔时间过长，对于读者来说是割裂的。“后来我们想，如果根据一个主题来约稿，宣传效果会不会更好？”杨柳春回忆说。

  2009年，“物联网”成为热点，学界和社会对此十分关注。于是《院刊》编辑部抓住这个机会，以“后IP时代与物联网”为主题组织了专题。2010年，该专题作为第一期推出，获得热烈反响，在专题基础上上报的内容还得到决策层的关注。慢慢地，结构化的专题、专刊组织形式成为《院刊》的特色。

  杨柳春表示，内容是期刊的灵魂，选题策划就是内容的“编剧”和“导演”。围绕国家战略、中国科学院战略部署以及科学界的共同关切，《院刊》策划了一系列重大选题，以此体现“国家使命，科学担当”的价值理念。

  围绕“四个面向”，《院刊》策划了“融合科学与开放数据”“中国高性能计算发展的策略”“科学技术创新助力构建国家能源新体系”“大国重器——中国科学院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”“建设世界科学技术强国”“‘一带一路’建设对策研究”“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”等专题、专刊。

 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、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之际，《院刊》以2017年至2019年连续3年出版的“建设世界科学技术强国”专刊内容为基础，出版了《科技强国建设之路——战略与思考》一书，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、建院70周年，彰显了《院刊》作为智库媒体的策划和传播能力。

  2020年《院刊》卷首语中这样写道：“近年来，我们策划出版重大选题近百个，广泛覆盖了科技领域的每个方面，每个专题、专刊基本都是由我国该领域的领衔科学家或院士指导推进，从学科发展的策略、科学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做了报道，得到了科技界和国家相关决策者及相关部委、部门的好评，在国内科技智库期刊领域处于‘领跑’。”

  在将一个个专题、专刊呈现出来的背后，是《院刊》编辑部倡导的“研究型编辑、学习型组织、创造型劳动”。

  “《院刊》是智库期刊，我们大家都希望《院刊》的‘思想产品’能影响决策、引领公众，因此选题的政策性非常强。”杨柳春说，比如在国家出台某一战略后，编辑部会专门组织大家进行学习和研究，从而发现科技支撑或驱动战略实施的方式，这就是《院刊》的选题源。借此，编辑养成了新闻敏锐性，以及分析国家方针政策的习惯。

  正是由于敏锐、前瞻、科学的选题策划，近年来，《院刊》在决策影响力方面的智库作用一天比一天突出，所策划出版的内容得到相关决策层的高度关注，成为支撑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要信息源。同时，也成为中国科学院政务上报信息的重要参考渠道之一。

  每个人都成为飞转的《院刊》的“结构件”，释放更大潜能和活力，成就了今天的《院刊》。正如主编评价的那样，这是一支“想干事、能干事，能把事干好的团队”。

  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，《院刊》担当起了“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”的责任。而随着网络以及经济、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，媒体格局、舆论生态、受众对象、传播技术发生了深刻变化，媒体融合慢慢的变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。

  杨柳春介绍，基于对学术出版形态和科学传播趋势的研判，《院刊》积极拥抱新媒体，于2014年布局媒体矩阵。

  2015年1月1日，“中国科学院院刊”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万人，成为科技期刊公众号“大号”。与此同时，根据目标受众群体不同的需求，《院刊》针对3个圈层打造了全方位、立体化的新媒体传播矩阵。

  “针对内圈层，提高决策影响力；针对中圈层，提高学术影响力；针对外圈层，提高社会影响力。”杨柳春说，目前《院刊》每期推送超过50万份邮件。通过面向3个圈层的精准传播和广泛传播，《院刊》的读者范围扩大，影响力在科技期刊中名列前茅。

  搭建高端交流平台，扩展了《院刊》的“朋友圈”。根据不同主题，联合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，由中国科学院主办、《院刊》承办的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，搭建了各领域交流对话的平台；《院刊》与新华网联合推出“国策论坛”线谈视频栏目，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推出《闳议》访谈节目，开通《院刊》“学习强国”号，推出的“院刊视点”作品获得2023年中国科学院科普视频图片大赛——科普视频类三等奖”，入选中国期刊协会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届“期刊原创科普好作品”奖，并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发布。目前已入围第34届“中国新闻奖”新闻专题类参评作品。

  “在与新兴媒体融合过程中，我们从始至终坚持内容为王、传播为要、团队为本。只有这3个维度同时发力，才能打造新型智库类学术期刊。”杨柳春表示。

  自 2019年12月入选“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”梯队期刊以来，在该计划的支持下，《院刊》开始探索国际化传播方式，效果显著。

  与爱思唯尔合作的《院刊》英文官网上线家机构共下载了《院刊》14万多篇次文章。《院刊》成功进入Scopus数据库，并与中国知网合作进行双语推广，总下载量、篇均下载量均为中国知网合作科技类期刊第一名。

  借鉴《自然》《科学》的媒体传播模式，《院刊》将文章改写为科学新闻故事，借助中国网的海外传播平台及渠道，使单篇内容覆盖2亿人次。其间推出的“长江模拟器生态决策系统”报道获得500多家境内外媒体的转载。

  杨柳春表示，未来，我们大家都希望“卓越计划”对中文刊物给予更多支持，《院刊》也将在“卓越计划”的“大家庭”里不断深耕，继续提升期刊决策影响力、学术影响力、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。